王立胜：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问题的思考

为了更加精准有效地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问题，有必要预先澄清几个问题。第一，文中使用的马克思主义概念，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指历史上的某种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的理论形态。比如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理论形态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它们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的产物和典范。第二，所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本身必定隐含着现代价值立场和现代文化评价标准。比如，大一统观念在古代被视为优秀文化精神，在今天同样被视为优秀文化精神。但是，封建专制主义在古代被视为优秀政治文化，在今天则被视为文化制度糟粕。换句话说，“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优秀”就已经融入了现代评价标准。第三，关于融合，本文也有较为复杂的指涉，这里具体所指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性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最后，由于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包含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历史学等诸多领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五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同样领域繁多，因此，这里主要集中在哲学层面和精神内核层面探讨二者的融合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的必要性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事关马克思主义世界范围的发展繁荣，事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造性发展的前途命运，事关新时代中华新文化的成功构建。

首先应该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质特征进行哲学高度的把握。马克思明确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些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为我们认识各种文化的本质提供了根本遵循。

马克思主义可以从很多维度下定义，但是最根本的是：它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制度的批判和超越，是现代甚至是后现代的、工业的科学理论体系。机器大工业是马克思主义所产生的物质生产方式基础，只要这种历史时代延续着，马克思主义就一直具有理论效力。萨特指出：“这三种哲学（指笛卡儿和洛克的哲学、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以及马克思哲学—引者注）依次成为任何特殊思想的土壤和任何文化的前景，只要它们表达的历史时代未被超越，它们就不会被超越。”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在今天依然有强大生命力、依然能够适应现代社会需求的优秀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中华文化渗透到中国人的骨髓里，是文化的DNA”。从物质生产方式看，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内的整个中华传统文化是在自发的、分散的农耕和游牧基础上形成的，因此它是前现代的、农业的和游牧的文化系统。

目前中国正在经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即经历前所未有的现代化社会运动。作为前现代的、农业的和游牧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无力指导中国现代化的，它必须积极主动地融合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虽然是现代的、工业的科学文化，但是由于它是植根于西方文化传统的，因此只有当它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且内化为中华文化的有机部分，才能更好地指导我们的现代化运动。质言之，由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完全不同的本质，我们既需要马克思主义又无法简单地、外在地拿来就用；同时，我们又不能丢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割断自己的精神命脉，然而它本身又无法满足新时代中国社会的需要，因此，唯一的光明前途就是融合。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的可行性：方法论和终极目标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之可行性的最大理论根据，还是唯物史观：“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首先，中国正在大踏步进入现代化，这是实践或物质生产方面的基本状况。没有现代化的物质生产方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需要本质性改变就可以很好地适应社会需要，就会成为“传统”文化，就更不需要融合马克思主义。正是现代化进程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制造了文化难题和生存困境，它必须积极主动地融合作为现代文化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浴火重生。同样地，马克思主义只有在现代化的中国才能进入我们的文化，才能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如果是在前现代的中国，它一定会被认为是西方蛮夷的胡说八道。

其次，尽管从实践基础、物质生产方式和历史条件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本质差别，但是从哲学思维、精神内核看，二者却又有很多旨趣相通之处。正是这种哲学思维、精神内核层面的异曲同工，融合才具有现实可行性。比如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超越了西方近代观念论的实践哲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历来就是实践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主客体的历史辩证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变易”，具有朴素辩证法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强调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天人合一”；马克思主义强调共产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大同社会；马克思主义强调人民是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强调整个人类的解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民本思想、强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强调“仁者爱人”。由此可见，在关于人与世界的关系、人在世界中的位置地位、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历史的本质等诸多文化内核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息息相关、心心相印。正是存在这种息息相关、心心相印，二者才有可能进行融合。

那么，怎样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呢？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是一项浩大繁杂的文化工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在实际的融合工作中，方法论和策略显得尤为重要。

最根本的方法论还是唯物史观，即融合工作必须以新时代中国的物质生产方式的本质特征为出发点和归宿，深入研究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根本性问题和整个世界现代化过程中的普遍性问题，自觉树立世界历史意识、人类整体意识、问题意识，在解答时代之问、人类困境的理论努力中融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理论资源。